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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妨害理论
更新时间：2011-7-14 7:15:00 浏览人次：12372 |
证明妨害理论
所谓的证明妨害理论，系指举证责任人得证明其所主张事实的证据方法，因对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作为不作为致难以或无法取得，而陷于举证困难时，法院得在事实认定上调整为有利于举证责任之一方，以防止妨害行为，适切地规范举证活动。虽然实定法上有其根据(台湾地区《民事诉讼法》第345条，{日本民事诉讼法》第316条、第317条)，但归根究底的话，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。特别是传统举证责任系以当事人充分掌握举证责任的资料为前提，期待其积极为事实的主张及证据的提出。但实际上，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与事实真相隔绝，信息仅存于他方当事人支配领域的情形亦经常发生，此时即不能期待当事人进行充分主张及举证活动。此种证据偏于一方当事人存在的构造，不单出现在现代型纷争诉讼，在消极事实的主张举证上亦有类似的情况产生③，而证明亲子血缘关系的事件，因鉴定所需的个体信息，通常仅存于争议当事者体内，非经其协力(如配合抽血或采取身体组织)元从获得。是故，上述理论应有适用的余地。
惟日本学者一般均认为，人事诉讼上因缓和或限制辩论主义，明文排除《民事诉讼法》第316条(拒绝提出文书、勘验物时得拟制他造主张为真实)等的准用，否认亲子关系事件得适用证明妨害理论。东京高等法院平成7年1月30日的判决中认为:虽然要求具有一般人均无怀疑程度的真实性之确信的证据，必须依赖通常血液鉴定，但既然调解不成立，而难以期待协力为血液鉴定，于具有公益性的身份关系诉讼，不能因为当事人的态度而于举证上对其为不利益的判断。详细探究法院的立论根据，应系采取间接事实推认亲子关系存在的方式，将当事人拒绝血缘鉴定的情事，依据经验法则于自由心证内综合判断。然而仅凭当事人拒绝血液鉴定的事实即认为亲子关系的存否，不但没有此种经验法则。再者，就证明程度而言，亲子关系在实体法上为基础的身份关系，反射于诉讼上则要求较一般民事事件更高的证明程度，拒绝鉴定的证明妨害行为，纵然成为民事诉讼上制裁的对象，于人事诉讼，据此拟制要件事实，与实体上真实发现的强烈要求是否相符，亦不无商榷之处。
证明妨害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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